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的功能虽然在不断拓展，但是其“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或核心功能始终没有变。一个不务本的大学，永远也不会成为一流大学，即使某些量化“指标”以及大楼、草地等与一流大学有些“貌合”，而对于“育人”之本的偏离则是这“貌合”之后的可怕“神离”。

如果有人问我：“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吗？”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但是如果换一个问法：“大学之本是发展学术吗？”我则会回答：“不是。”

那么，大学之本是什么呢？是“育人”，即培养学生。

一定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据说很多著名的教育家不是这样说的。比如，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句话明明说大学是作学术研究的，难道蔡先生讲得不对？非也，查蔡先生原著，应知先生所论者乃育人也。

1917年1月9日，蔡先生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明明白白地提出“请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显然讲的都是育人。其中谈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乃是在批评当时的北大学生多有抱读书做官的不端思想。

他说：“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

还有人会说，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强调科学研究和学术自由，他的理念也不对吗？非也，洪堡当年并不是就学术论学术，他乃是围绕培养学生而提出其办学理念的。

洪堡认为，只有将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才能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以及高尚的品格。如果忘记了“培养学生”是大学研究的目的，而仅仅把学生当做研究的工具或劳力，即使作出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不会是一所优秀的大学，其科学研究的高水平也难以得到持续的发展。还必须指出的是，洪堡所说的学术自由不仅是针对培养学生，而且是明白地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即“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

当前的问题恰恰在于把学术自由脱离于培养学生这个根本，“教学自由”甚至成为“不教学自由”；而更大的问题是忽视了“学习自由”，学习自由在当今我国的大学里是少之又少的，学生的自主发展受到相当的局限。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的功能虽然在不断拓展，但是其“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或核心功能始终没有变。大学是因为其培养人才的基本社会功能而存在的，大学为了培养出好人才必然会承担许多其他社会功能，譬如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文化发展、国际交流等等，但是这些功能在大学里只有紧紧围绕培养学生这个中心，才能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教育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大部类，其根本任务是为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培养人才，是为人自身的发展提供服务的。

大学作为教育体系中实施高等教育的实体，其“育人”之要求、方式与中小学的区别乃在于要传授和研究“高深学问”，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发展和运用“高深学问”，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全面发展之高素质的人才，而研究得来的“高深学问”本身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能够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因而，大学的功能、作用、影响超越了“培养学生”的狭义范畴。但是，大学的这些功能、作用、影响非但没有改变其根本任务——“培养学生”，反而恰恰是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拓展出来的。

如果有人肯去查一查现在一些大学宣示的“发展目标”、“建设思路”，就不难发现脱离“培养学生”这个根本去谈学术的早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加上“学术成果”较之“学生培养”更容易量化、比较和排名，则加重了这种“重学术、轻学生”的偏离大学之本的倾向；再加上“学术成果”的多寡排名又影响到资源的分配，就更是“火上浇油”般地催生着大学的浮躁。

所以，对大学的投入增加了不少，大学的“学术成果”增加了不少，可是社会公众对于丢了“育人”之本的大学一定不会满意。一个不务本的大学，永远也不会成为一流大学，即使某些量化“指标”以及大楼、草地等与一流大学有些“貌合”，而对于“育人”之本的偏离则是这“貌合”之后的可怕“神离”。

坚守“育人为本”才是正道。坚守“育人为本”就是要把培养学生放在大学的中心，这不是轻视学术，而是要从培养学生的角度了解学术的重要，为了培养学生更好地发展学术。

《中国科学报》 (2012-05-09 B1 大学周刊)